“她出生于1982年4月1日，在首尔的一家产妇医院，身长50公分，体重2.9千克。”

  这是电影版《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最后一句台词，也是原著小说里1982年章节开篇的第一句话。紧随其后的是：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上面有个大她两岁的姐姐，下面则有个小他五岁的弟弟。他们三姐弟和爸妈、奶奶一家六口住在一间十平大小的平房里，只有两个房间、简陋无门的厨房和一间卫浴。金智英至今最难忘的儿时记忆，莫过于偷吃弟弟奶粉事件...

  作为2017年最畅销的韩国小说，《82年出生的金智英》很顺利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然而，当这部由郑有美与孔侑主演的同名电影于2019年公映后，却在韩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特别是饰演金智英的郑有美遭到了韩国网民的“疯狂围攻”，以至于被羞辱是“82公斤的郑裕美”，再联想到不久前几位韩国女艺人的自杀事件，都令这部“女性题材”电影具备了更多的社会性意义，值得引起重视。

  自电影诞生以来，就和文学建立起“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这一点已无需赘述。但在笔者看来，改编《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小说无疑是有难度的。

  原因在于，一般小说中的主角往往都很独特，独特的主角究竟会活出多么具有说服力的人生，往往就会左右一本小说的精彩程度。但这本小说里的主角，极其平凡又似曾相识，一点也不奇特，这就给改编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如何在普遍中发现特殊性，既是这本小说留给读者的最大“悬念”，同时也是电影创作者在改编时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

  对此情形，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出身的小说作者赵南柱旁征博引，用详实的数据资料和学术专著，对金智英及其母亲吴美淑两代女性的生命历程进行细致描摹，还原了韩战（朝鲜战争）后真实而残酷的韩国现代化进程是如何持续性地剥削着女性的社会和情感价值。

  相比之下，时长只有2小时左右的电影在体量上似乎像文学那样面面俱到。因此，首执导筒的70后女导演金度英果断放弃对金智英的人生经历进行线性叙述，而是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她生育后发生种种不为人知的生理与心理转变上来。

  以至于电影开场时孔侑饰演的丈夫会尴尬地对着心理医生讲：我的妻子可能有些精神问题。至此，电影也将问题抛给观众，真的是金智英病了，还是这个社会病了？

  影片中，金智英的病症开始显露是在她生下女儿之后。乍一看来，繁重的家务与育儿劳动的确是导致她发病的导火线，但事实又果真如此吗？在以儒家传统为文化根基的东亚国家中，所有人都会赞美伟大的母亲。

  可是对于真正成为母亲的当事人来说，这种经历不一定全然美好。毕竟，当妈妈意味着会经历一连串难以言喻的恐惧、疲劳、惊吓、不知所措、混乱；而对丈夫而言，孩子可能仅仅是意味着他需要更早下班回家、更少出去应酬，以及帮妻子做做家务罢了。

  除了生理上的巨大改变外，成为母亲后，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人际关系也变成了以孩子为中心。特别是当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妈妈后，很可能意味着中断自己过去的人脉。

  不仅原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和人生就此出现重大转变，就连好容易外出为自己买杯咖啡，居然都会受到旁人的指指点点，甚至于被叫做“妈虫”（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生活的悠闲日子）。

  面对看似“文明”的社会观念，金智英的“疯癫”在某一些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抗争。也正是她屡次不分场合便脱口而出的种种“疯话”，才逐渐唤醒了丈夫已被社会/父权意识形态规训的平权意识。

  因此，孔侑在电影里饰演的角色，以更具主观能动性的姿态，突破了原著小说中存在感并不明显的丈夫形象。由此还引发出一个“如果丈夫是孔侑，那你还愿意结婚生子吗”的笑谈。

  有趣的是，对比小说中令人感到不安的结尾处理，电影版由于孔侑的加盟，明显给出了更为乐观（或是说更具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丈夫真诚地向妻子忏悔自己过去的“失职”，并因为妻子嫁给自己后患上精神疾病而感到自责，更愿意为妻子分担家务而向公司休育儿假；妻子在体会到丈夫的良苦用心后，决定接受专业的治疗，努力走出困境，最终发现了更对自己最合适的工作（无需坐班的写作），双方这才皆大欢喜。

  直到此时，看似大团圆式的结局终于泄露出广大网友会对影片群起攻之的残酷天机：当绝大多数朋友们想到自己从来都未曾做到、今后很可能也没办法做到像孔侑那样与爱人坦诚相对时，相比于勇于直面问题、自我反省的决心，将锅甩给他人永远都是大部分人（不论男女）逃避责任的首选。

  正因如此，小说中平凡如你我一般的金智英绝没那么幸运，而电影则因为有了明星的加盟，被授予了一道“免死金牌”。毕竟，男明星孔侑的私生活究竟如何，远非你我所能知道。

  如果说，《82年生的金智英》只是截取了原著小说的后半部分展现出当下韩国女性生存境遇的某个侧面的话，那么，今年另一部韩国电影《蜂鸟》，则填补上前者缺失掉的历史维度。

  1981年生的金宝拉，在2018年自编自导了处女作《蜂鸟》。影片利用13岁少女的视角，讲述1994年一个平凡韩国家庭发生的故事。电影虽然有着浓郁的自传性质，但竟然和《82年生的金智英》的情节架构有着惊为天人的相似。再联想到生于1978年的小说作者赵南柱，由此也显而易见，这代韩国女性大同小异的成长轨迹。

  作为长片处女作，这部少女青春片没有矫情的狗血桥段，也没多么离经叛道的情感故事，仅就女性视点出发，详尽地进行细腻的心理叙事。

  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蜂鸟》的女主角——13岁的恩熙生于一个典型的传统韩国家庭，有一个姐姐和哥哥，由于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姐姐和她总是遭到冷落，有暴力倾向的哥哥更是经常对她拳打脚踢，这都给恩熙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影片却并未以“女性主义”的方式宣传恩熙的抗争，而是真切动人地描绘出八年级女生（很可能是决定其一生的最重要阶段）成长历程中遭遇的各种“典型事件”：如何回应兄长的暴力行径；与好朋友的友谊如何维持；与心仪男生的恋爱关系如何进展；补课班如何被改变自身一生的老师启蒙等等。

  在此之余，影片才将一幅1990年代的韩国家庭画像徐徐展开：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矛盾频发的生活日常，无法沟通的父母兄弟……这些都是以一个13岁少女的视点出发观察的结果。

  故而，《蜂鸟》不单纯是展示少女的叛逆成长，亦或是压抑的青春心事、成长的阵痛迷茫，它试图触及的更是上世纪90年代韩国社会中下层家庭真实的生活琐碎。透过每一个共同生活的亲属各自的思维观念，及其作出的行为选择，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存在于所有东亚儒教文明国家里的某些共性，来加以反思。

  其实，早在70年前，金智英的故事就已经被搬上过中国银幕。1948年，由昆仑电影公司出品，著名导演史东山编导的电影《新闺怨》就已经讨论过女性婚后的育儿与职业问题。

  影片在当时一经公映，随即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巨大争议，以至于最后迫使导演修改电影的结尾。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时代，妇女（生育及育儿）权益都是最重要的一项社会议题。

  《新闺怨》讲述了同在音专上学的绿音（白杨饰演）和韵之（卫禹平饰演）因爱情而走入了婚姻殿堂，可婚后的生活却与绿音在上学时的想象大相径庭，特别是在早早生子之后，何绿音更是丧失了原来“知识分子”的身份，彻底成为家庭妇女。

  她一面要处理家庭之间的事务，一面又有一种知识妇女所持有的纠结心理，用她自己的话说：“为什么我对赚钱养家就没有责任，我也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可是现在我做的都是老妈子佣人的事，一条看家狗，一只活奶瓶。”

  除此之外，更有若干迹象使绿音怀疑丈夫韵之和他的同事周小曼有点暧昧关系，直到在丈夫的裤兜里找到两张电影票，二人便一触即发地争吵起来。至此，绿音想要出去做事的欲望愈发强烈起来，她已不能再忍受“家庭妇女”的称呼。

  后来，虽然她也出去工作，但由于照顾不周，孩子最后病死了，这也成为压垮她身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她绝望地自杀了。

  或许是这样的结局太过“离经叛道”，在影片公映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反映，对于女主角的自杀感到不能接受，并认为这会使得社会上人心大乱，有失教育意义，最终逼迫导演修改了电影的结局。

  由此来看，无论是《新闺怨》还是《82年生的金智英》，其实都反映出电影这一大众媒介在进行艺术表达时面临的“无奈”与“妥协”。

  尽管存在着巨大的舆论争议，但这并不能否认《新闺怨》、《蜂鸟》和《82年生的金智英》的重要性。正因有这样的影视作品存在，才能够时刻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虽然问题多多，但也绝非毫无希望！而这正是文学艺术所应肩负的使命！

  面对这个“完美的世界”，我想到了艾玛·沃森在国际妇女节上的发言：“我争取的不是女权，而是两性都能自由。因为女性主义从来不等于厌恶男性，举凡相信平等的人，都是女性主义者。”

  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打破性别二元论的“传统偏见”，通过电影去重新建立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要知道，金智英绝不止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他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82年生的金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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